1月30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六届理事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根据中央提名及总社章程，大会选举刘士余同志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

　　原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履新供销总社后，消息刷爆了供小宝的朋友圈，让供销社备受关注，被广大网友称为供销合作社史上广告效果最好的一次，而且还是零片酬的宣传。

　　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供销社是什么机构?他是干什么的?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供销社这么广泛的在朋友圈被关注和问询，更早的一波曝光和被公众关注是在2015年，中央发出了11号文——专门对供销合作社的综合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当时，甚至不少党政官员都有疑问，供销社是什么组织，为什么这样受到重视。

　　社会公众，即使政府官员，对于供销社，也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变得陌生，更难以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去理解。

　　中央的这次干部调动，让全社会有了一次关注供销合作社的机会，这对促进社会公众正确理解供销合作社，无疑是好事。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供销社历史变革的话题。尤其是谈谈大家所不怎么知道的供销社及其历史的价值问题。

　　供销社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供销社全称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社第一届大会时，由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出任名誉主席，朱德，刘少奇到场分别做重要讲话，由薄一波、程子华、刘澜涛、姚依林等人组成常务理事会。

　　后经理事会推举，薄一波为第一届临时理事会主任。

　　是不是很厉害?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供销社成立大会给予如此高度重视，那不是毫无缘由的。借用总社第一任主任薄一波同志的原话“在农村发展供销合作社，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普遍组织供销合作社，这是把小生产者和国家结合起来的一根经济纽带”。

　　而这根纽带，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是城市与农村之间交易的唯一渠道。换句话说，当年新中国几亿农民的交易问题，是通过合作组织，形成各层级的供销合作社，统一完成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交易和置换，凭借着合作和政府信用体系形成的垄断的地位，供销社“一手托两头”，农民们将农副产品在这里售卖，也从这里买到城里生产的工业制成品。

　　一句话，在一无所有的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在对农村稳定物价、解困帮贫的同时，最重要的用途，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发展积累源源不断的原始资本!

　　因此客观的说，中国人民站起来和工业基础的奠定，背后是数亿农民兄弟的支撑，就是由供销社这根打通城乡产品流通的纽带在做通道。

　　合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不是什么新鲜事，至今世界500强里还有两家合作组织。而供销合作社是新中国初合作社制度国情化实践的产物。

　　供销社的起源

　　它的起源远其实比中国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更早，且对供销合作社的顶层设计也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早在1942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以《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为题，专门总结了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特点，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合作社的 “供销”业务。他说“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社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经济，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

　　如果说我们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打的是用解放区老乡们的小推车组织起来的后勤体系;那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工业化和伴随着的城市化，是我们第一届集体领导借助供销合作社所形成的强大的物资整合能力，在做我们国家崛起和站立的后勤保障系统。

　　这样的说法很多人或许会觉得有些夸张，其实，在解放初期的新中国各地的新政权中，除了公安和部队系统，一个地方政府最能依仗的就是供销社系统，如果对此不太认可的同学们可以回去问问爷爷辈分的老人，那个时代物资的紧缺和依赖程度，是那个机构在做供应的保障和上下行。

　　新时代呼唤供销社的新使命

　　应该说在我们党的理论框架中，一直把供销合作社作为党和政府与农民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在经济属性之外的政治属性，从来都没有消失，只是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被完全弱化了。

　　即使到今天为主，市场化貌似已经完全完成了我们社会交易的方方面面，但是供销合作社依然值得重视，可能很多人对此提法并不理解。会说我们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已经不足10%，但现实是依然并没有改变中国以农民占重要多数的基本国情。

　　在毛泽东等我们第一届集体领导设计中国社会制度的时候，当时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是最大的问题。而今天，尽管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超过的50%，但农村人口的数量却超过的建国初期的全部人口。如何将处于散户状态的农民融入到现代经济体系和现代社会治理中，这个问题不是缓解了，反而是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了。

　　实际上，中国的供销合作社面对是中国特殊的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往往是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集大成问题。解决好农民问题，不仅需要政治智慧，也需要组织制度载体。纵观全球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体量的经济体，凡是有较多农民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合作社的实践。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背景下，通过组织小农，让小农能够以组织化的方式进入市场，逐步接受市场的改造和影响，以完成小农经济与社会的彻底转变。作为散户的小农组织起来，通过组织的力量与市场对接，逐步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并利用组织的力量保障自己的权益。

　　而这些操作，在中国国情下，离不开供销社这个承载主体和组织架构，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大问题，更是难问题，硬骨头。

　　而涉及到合作组织，必然涉及到合作金融的问题，全世界的合作社体系基本都是合作金融基础上稳固发展的。因此我们要能够看到，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不仅仅是业务改革，应更多关注供销合作社的社会价值;供销合作社改革不仅仅是系统改革，而是要密切与农民的关系，因此应更多理解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性质;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改革，更是治国理政框架内农村治理制度的完善，因此应更多支持供销合作社发挥应有作用。

　　供销社的历史发展，浮浮沉沉走到今天，在中美关系变局这个大战略背景下，如何激活和创造全球最大最有活力的国内市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也是一个大难题。没有数亿农民的财产性收益，不让农民参与国家发展的财产性收益，就难以形成有效和合理的市场循环，而农村几百万亿沉睡资产的盘活和货币化证券化，是必须面对的困局，也是机遇。

　　危机危机，危中有机。如何破这一局，就是新时代供销社的新历史使命!

　　编辑：郭倩倩